監察全球化聯陣

(作者為民間監察世貿聯盟行動組召集人)


合法主義的抗議行動

其中一項對行動周遊行最強的批評，是遊行太過遵循與警方達成的「不反對通知書」中列明的內容包括遊行路線、集會地點、糾察安排及由此而引致遊行欠缺激進性、形式化、未能直接挑戰世貿會議等……

有必要指出的，是世貿周其間共105次的集會遊行中，有98次都有按<公安法>作出申請，包括12月17日由「農民之路」(La Via Campensina)主辦的農民日大遊行。 但我們得承認同樣是按法律程序進行的遊行，表現出來的卻是力量、威脅及挑戰性卻有強烈的差別。

我認為世貿周期間的遊行跌進了所謂合法主義的陷阱中，正與多年來香港民主運動的爭取目標與由此而生的抗議形式密切相關的。自六、七十年代相對激進的社會政治抗爭以後，代之而起的是八十年代初出現的民主運動。隨著進一步民主化而引入代議政制，區議員功能續步取代社區活躍份子，逐步成為了社區及房屋申訴對象。

透過立法保證個人自由(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及私有財產權利，這套自由民主運動理念，也是後過渡期至今整個「民主派」用以來對抗專制的、落後的、無法無天的及「共產的」中共政權的論述。

而領導這場民主運動多是中產階級。我不認為可以機械式的說成中產階級是運動的代言人，或者就必定與工人及基層水火不容。但明顯地，這場運動的目標是從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自由開放、自力更生、法治精神、講求理性、溫和改革、專業精神及崇尚秩序等中孕育出來的。

這套政治價值下的社會行動，隨了迫使行動本身走進守法主義的死胡同外，更構成一連串社會行動的互為關聯的界外效應，包括一,高度重視傳媒的報導及效應；二,行動的關鍵落在遊行人數多寡中；三,由於高度重視參與人數，倒過來又極度介懷「公眾」對行動是否「過激」的看法。

聯盟對舉辦反世貿行動周的部署，基本上也是承襲上述套既定下來的意識型態去籌備反世貿周行動。這樣，聯盟也由此跌入了一整套歷史已設訂了下來的遊戲規則。

經過反世貿多次行動以後，我想我們有數個方面可吸取經驗並調整日後行動的形式及方向，包括：

(一) 超越港式半自由主義「民主運動」設下的框架：若果過去一整套民主運動的理念架構對激進工人及基層民主運動非但有利，而且是絆腳石的話，我們根本沒有理由繼續跟隨由中產階級主導的路線走下去。



(二) 走出守法至上的桎梏：若果守法主義的社會行動只會在形式上限制了民眾的參與，又或只是重申港式自由主義「民主運動」設下的政治目標，我們就需更好地思考如何走出這桎梏。


(三) 是國家機器，不是中立的警察：香港警察處理今次反世貿抗議的手法，明顯是參照了西方國家的「先傾後打」的方法來進行，其實這種想法背後即是自由主義者對國家中立這一假設的延伸，認為警察、司法機構等都只是按法例辦是的中性機構。最諷刺及虛偽的表現就在西雅圖發生——當政府出動國民警衛軍鎮壓示威的同時，時任總統的克林頓苦口婆心地要求世貿代表們聽聽示威者的訴求﹗

「最長的一夜」以後有報章做調查指有七成市民認同警察的做法，同時有七成市民繼續支持韓農。這種十分矛盾的觀點，正正是以為警察是中立的體現。我認為社運組織者及每個支持民主運動的人都要清楚即使在「自由民主」國家中，警察也是徹底的國家鎮壓機器，何況在香港這過半湯不水的半自由政體中。


「抗爭臨時聯合體」下的多元性

一種說法認為，「鬥爭團」在高度組織化及紀律化行動模式下，同時表現出對其他團體的排斥性。與此相反，一些朋友認為「鬥爭團」需然紀律性強，但仍容許內部不同差異及表達形式，如天主教農民就甚少參與衝突，女農民主要是打鑼打鼓，聲援那些衝鋒陷陣的同志。

我較傾向後一種說法，並認為兩點本身並無矛盾。事實上，「鬥爭團」當中團體多種多樣。「鬥爭團」中除農民團體外，有民主勞總(KCTU，本身也是不同工會組成的聯合會)、有托派組織「All Together」、有民主勞動黨、有學生團體，當然也有農民組織，當中又有不同的意識型態光譜，可謂五花百門。

即便如此，不同組織在來港以前便組成了「鬥爭團」來統籌及指揮世貿周的行動及各樣安排，嘗試將鬥爭行動統一去處理。但這又不等於他們就抹煞了團體本身的自主性。例如，十二月十三日世貿開幕日的行動中，由進步農聯抬花棺材衝擊警察防線的行動，據知連「大佬」全農聯也不清楚詳情的；又例如十二月十四日的反對GATS並搶了十四個警察盾牌的行動，便只由民主勞總策劃。

我想，這就是韓國社運組織難能可貴的方面。即使行動模式有別，他們並沒有互相指責及鄙視。全農聯沒有指責進步農聯突襲警察，擾亂部署；民主勞總沒有指責天主教農聯膽怯無用；衝擊隊沒有蔑視女農民只會打鑼打鼓、唱歌跳舞，反而互相配合，進退有序。

過去，我們實在有太多的道德判斷，不是指責某某組織怯懦退縮，就是指責某某團體破壞部署。結果是，民間抗爭經常在自主自發的咀咒下繼續一盤散沙，在「權力關係」的政治禁語下繼續互相疏離。


作為鬥爭資源的歷史與文化

再一次，「鬥爭團」及其他外地組織的抗爭形式的多樣性，使本地社運團體顯得相形見拙。抗爭行動中韓人借用穿著傳統服飾鑼鼓喧天地為遊行叫陣，使抗爭隊伍的士氣及聲勢也為之壯大。當面對警察使用現代化鎮暴設備如胡椒噴霧、警棍盾牌的攻擊時，一輪傳統鼓舞，為衝鋒隊壯膽之如，也震懾著警察的氣焰。不用多說，韓人以「三步一叩」——承襲傳統佛教嘗苦受難的跪拜求天方式的遊行，更觸動了旁人的情感，使引眼紅鼻酸之餘，更成為港人倒向支持韓農的轉捩點。

即使從最功利的角度看，花樣百出的歷史文化介入，也滿足到主流媒體的胃口，讓沉重的遊行示威增添了賣點。相較於本地社運的枯燥無味、創意貧乏，韓式善用傳統的抗議及其他外地團體的心意足教們我們借鏡。

小結

或者，正如安徒所說，「認真的反思和辯論文化，可正是香港異見份子們一向所欠缺」。我不知道我所說所想的，對促進反思及辯論可起到甚麼樣的作用，但即使作為一份個人在參與反世貿行動周的一份思想報告，我也認為有很多欠缺及不足的地方。也正是這樣，更需要有批評與回應。

工人運動及基層民主運動往何處去，我相信是任何一個關心民主發展、平等政治及公莪社會的人不能不問的問題。若可藉著後世貿社會抗議形式而引爆出一點民主運動方向的火花，這將是出乎筆者所意料的。